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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四五年八月,日寇投降,我从延安出发,十月到浑源,休息一些日子,到了张家口。

那时已经是冬季,我穿着一身很不合体的毛蓝粗布棉衣,见到在张家口工作的一些老战友,他们竟是有些城市化了。

做财贸工作的老邓,原是我们在晋察冀工作时的一位诗人和歌手,他见到我,当天夜晚把我带到他的住处,烧了一池热水,叫我洗了一个澡,又送我一些钱,叫我明天到早市买件衬衣。

当年同志们那种同甘共苦的热情,真是值得怀念。

第二天清晨,我按照老邓的嘱咐到了摊贩市场。

那里热闹得很,我买了一件和我的棉衣很不相称的绸料衬衣,还买了一条日本的丝巾围在脖子上,另外又买了一顶口外的狸皮冬帽戴在头上。

路经宣化,又从老王的床铺上扯了一条粗毛毯,一件日本军用黄呢斗篷,就回到冀中平原上来了。

这真是胜利归来,扬扬洒洒,连续步行十四日,到了家乡。

在家里住了四天,然后,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,到蠡县县城去。

冬天,走在茫茫大雾里,像潜在又深又冷的浑水里一样。

但等到太阳出来,就看见村庄、树木上,满是霜雪,那也真是一种奇景。

那些年,我是多么喜欢走路行军!

走在农村的、安静的、平坦的道路上,人的思想就会像清晨的阳光,猛然投射到披满银花的万物上,那样闪耀和清澈。

傍晚,我到了县城。

县委机关设在城里原是一家钱庄的大宅院里,老梁住在东屋。

梁同志朴实而厚重。

我们最初认识是一九三八年春季,我到这县组织人民武装自卫会,那时老梁在县里领导着一个剧社。

但熟起来是在一九四二年,我从山地回到平原,帮忙编辑《冀中一日》的时候。

一九四三年,敌人在晋察冀持续了三个月的大扫荡。

在繁峙境,我曾在战争空隙,翻越几个山头,去看望他一次。

那时他正跟随西北战地服务团行军,有任务要到太原去。

我们分别很久了。

当天晚上,他就给我安排好了下乡的地点,他叫我到一个村庄去。

我在他那里,见到一个身材不高管理文件的女同志,老梁告诉我,她叫银花,就是那个村庄的人。

她有一个妹妹叫锡花,在村里工作。

到了村里,我先到锡花家去。

这是一家中农。

锡花是一个非常热情、爽快、很懂事理的姑娘。

她高高的个儿,颜面和头发上,都还带着明显的稚气,看来也不过十七八岁。

中午,她给我预备了一顿非常可口的家乡饭:煮红薯、炒花生、玉茭饼子、杂面汤。

她没有母亲,父亲有四十来岁,服饰不像一个农民,很像一个从城市回家的商人,脸上带着酒气,不好说话,在人面前,好像做了什么错事似的。

在县城,我听说他不务正业,当时我想,也许是中年鳏居的缘故吧。

她的祖父却很活跃,不像一个七十来岁的老人,黑干而健康的脸上,笑容不断,给我的印象,很像是一个牲口经纪或赌场过来人。

他好唱昆曲,在我们吃罢饭休息的时候,他拍着桌沿,给我唱了一段《藏舟》。

这里的老一辈人,差不多都会唱几口昆曲。

我住在这一村庄的几个月里,锡花常到我住的地方看我,有时给我带些吃食去。

她担任村里党支部的委员,有时也征求我一些对村里工作的意见。

有时,我到她家去坐坐,见她总是那样勤快活泼。

后来,我到了河间,还给她写过几回信,她每次回信,都谈到她的学习。

我进了城市,音问就断绝了。

这几年,我有时会想起她来,曾向梁同志打听过她的消息。

老梁说,在一九四八年农村整风的时候,好像她家有些问题,被当做石头搬了一下。

农民称她家为官铺,并编有歌谣。

锡花仓促之间,和一个极普通的农民结了婚,好像也很不如意。

详细情形,不得而知。

乍听之下,为之默然。

我在那里居住的时候,接近的群众并不多,对于干部,也只是从表面获得印象,很少追问他们的底细。

现在想起来,虽然当时已经从村里一些主要干部身上,感觉到一种专横独断的作风,也只认为是农村工作不易避免的缺点。

在锡花身上,连这一点也没有感到。

所以,我还是想:这些民愤,也许是她的家庭别的成员引起的,不一定是她的过错。

至于结婚如意不如意,也恐怕只是局外人一时的看法。

感情的变化,是复杂曲折的,当初不如意,今天也许如意。

很多人当时如意,后来不是竟不如意了吗?

但是,这一切都太主观,近于打板摇卦了。

我在这个村庄,写了《钟》、《藏》、《碑》三篇小说。

在《藏》里,女主人公借用了锡花这个名字。

我住在村北头姓郑的一家三合房大宅院里,这原是一家地主,房东是干部,不在家,房东太太也出去看望她的女儿了。

陪我做伴的,是他家一个老佣人。

这是一个在农村被认为缺个魂儿、少个心眼儿、其实是非常质朴的贫苦农民。

他的一只眼睛不好,眼泪不停止地流下来,他不断用一块破布去擦抹。

他是给房东看家的,因而也帮我做饭。

没事的时候,也坐在椅子上陪我说说话儿。

有时,我在宽广的庭院里散步,老人静静地坐在台阶上;

夜晚,我在屋里地下点一些秫秸取暖,他也蹲在一边取火抽烟。

他的形象,在我心里,总是引起一种极其沉重的感觉。

他孤身一人,年近衰老,尚无一瓦之栖,一垄之地。

无论在生活和思想上,在他那里,还没有在其他农民身上早已看到的新的标志。

一九四八年平分土地以后,不知他的生活变得怎样了,祝他晚境安适。

在我的对门,是妇救会主任家。

我忘记她家姓什么,只记得主任叫志扬,这很像是一个男人的名字。

丈夫在外面做生意,家里只有她和婆母。

婆母外表黑胖,颇有心计,这是我一眼就看出来的。

我初到郑家,因为村干部很是照顾,她以为来了什么重要的上级,亲自来看过我一次,显得很亲近,一定约我到她家去坐坐。

第二天我去了,是在平常人家吃罢早饭的时候。

她正在院里打扫,这个庭院显得整齐富裕,门窗油饰还很新鲜,她叫我到儿媳屋里去,儿媳也在屋里招呼了。

我走进西间里,看见妇救会主任还没有起床,盖着耀眼的红绫大被,两只白晰丰满的膀子露在被头外面,就像陈列在红绒衬布上的象牙雕刻一般。

我被封建意识所拘束,急忙却步转身。

她的婆母却在外间吃吃笑了起来,这给我的印象颇为不佳,以后也就再没到她家去过。

有时在街上遇到她婆母,她对我好像也非常冷淡下来了。

我想,主要因为,她看透我是一个穷光蛋,既不是骑马的干部,也不是骑车子的干部,而是一个穿着粗布棉衣,挟着小包东游西晃遛遛达达的干部。

进村以来,既没有主持会议,也没有登台讲演,这种干部,叫她看来,当然没有什么作为,也主不了村中的大计,得罪了也没关系,更何必巴结钻营?

后来听老梁说,这家人家在一九四八年冬季被斗争了。

这一消息,没有引起我任何惊异之感,她们当时之所以工作,明显地带有投机性质。

在这村,我遇到了一位老战友。

他的名字,我起先忘记了,我的爱人是给事中,她告诉我这个人叫松年。

那时他只有二十五、六岁,瘦小个儿,聪明外露,很会说话,我爱人只见过他一两次,竟能在十五、六年以后,把他的名字冲口说出,足见他给人印象之深。

松年也是郑家支派。

他十几岁就参加了抗日工作,原在冀中区的印刷厂,后调阜平《晋察冀日报》印刷厂工作。

我俩人工作经历相仿,过去虽未见面,谈起来非常亲切。

他已经脱离工作四、五年了。

他父亲多病,娶了一房年轻的继母,这位继母足智多谋,一定要儿子回家,这也许是为了儿子的安全着想,也许是为家庭的生产生活着想。

最初,松年不答应,声言以抗日为重。

继母遂即给他说好一门亲事,娶了过来,枕边私语,重于诏书。

新媳妇的说服动员工作很见功效,松年在新婚之后,就没有回山地去,这在当时被叫做脱鞋妥协或开小差。

时过境迁,松年和我谈起这些来,已经没有惭怍不安之情,同时,他也许有了什么人生观的依据和现实生活的体会吧,他对我的抗日战士的贫苦奔波的生活,竟时露嘲笑的神色。

那时候,我既然服装不整,夜晚睡在炕上,铺的盖的也只是破毡败絮。

(因为房东不在家,把被面都搁藏起来,只是炕上扔着一些破被套,我就利用它们取暖。

)而我还要自己去要米,自己烧饭,在他看来,岂不近于游僧的敛化,饥民的就食!

在这种情况下面,我的好言相劝,他自然就听不进去,每当谈到归队,他就借故推托,扬长而去。

有一天,他带我到他家里去。

那也是一处地主规模的大宅院,但有些破落的景象。

他把我带到他的洞房,我也看到了他那按年岁来说显得过于肥胖了一些的新妇。

新妇看见我,从炕上溜下来出去了。

因为曾经是老战友,我也不客气,就靠在那折叠得很整齐的新被垒上休息了一会。

房间裱糊得如同雪洞一般,阳光照在新糊的洒过桐油的窗纸上,明亮如同玻璃。

一张张用红纸剪贴的各色花朵,都给人一种温柔之感。

房间的陈设,没有一样不带新婚美满的气氛,更有一种脂粉的气味,在屋里弥漫……

柳宗元有言,流徙(www。

shaxinxi。

com)之人,不可在过于冷清之处久居,现在是,革命战士不可在温柔之乡久处。

我忽然不安起来了。

当然,这里没有冰天雪地,没有烈日当空,没有跋涉,没有饥饿,没有枪林弹雨,更没有入死出生。

但是,它在消磨且已经消磨尽了一位青年人的斗志。

我告辞出来,一个人又回到那冷屋子冷炕上去。

生活啊,你在朝着什么方向前进?

你进行得坚定而又有充分的信心吗?

有的。

好像有什么声音在回答我,我睡熟了。

在这个村庄里,我另外认识了一位文建会的负责人,他有些地方,很像我在《风云初记》里写到的变吉哥。

以上所记,都是十五、六年前的旧事。

一别此村,从未再去。

有些老年人,恐怕已经安息在土壤里了吧,他们一生的得失,欢乐和痛苦,只能留在乡里的口碑上。

一些青年人,恐怕早已生儿育女,生活大有变化,愿他们都很幸福。